“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白氏长庆集》影印日本活字本）

     
        《白氏长庆集》明正德八年（1513）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

据此可知，经过白居易生前审定的文集定本最少有五个，即庐山东林寺经藏院本、苏州南禅院本、洛阳圣善寺本、其侄龟郎本、外孙谈阁童本。白居易如此安排不可谓不周密，当然也有其希冀文章传之后世的心理。清代学者朱彝尊在《重刊白香山诗集序》对此颇有非议：“诗家好名，未有过唐白傅者。既属其友元微之排缵《长庆集》矣，而又自编后集，为之序，复为之记，既以集本付其从子外孙矣，而又分贮之东林、南禅、圣善、香山诸寺，比于杜元凯岘山碑，尤汲汲焉。”（《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后来赵翼沿袭朱竹垞之说在《瓯北诗话》对此也有一番议论：“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所撰诗文，曾写五本，一送庐山东林寺经藏堂，一送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送东都圣寿寺钵塔院律库楼，一付侄龟郎，一付外孙谈阁童。此香山所自记也。《旧唐书》谓其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及香山圣善寺。《春明退朝录》谓寄藏庐山东林寺、龙门香山寺。盖皆摘举之词。后高骈在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本而又之。香山寺本，经乱亦不复存。履道宅后为普明僧院，唐明宗子秦王从荣施大字经藏于院，又写香山本置经藏中。以香山诗笔之精，当处处有鬼神呵护，岂患其不传，乃及身计虑及此，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岘山之颠，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过十之二三，而香山诗独全部流传至今不缺，未必非广为藏贮之力也。”（《瓯北诗话》卷四）

    尽管白居易生前安排如此慎微，但是其身后，文集还是难免散乱零落的命运。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寘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又宋人王闢之撰《渑水燕谈录》卷六：“白乐天尝谪官江州。多游东林，即今庐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记云：‘寺有莲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传云居易自写，同远大师文集不许出寺。广明初，高骈强取去以遗相。’后四十余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校正，录而藏之。旋又为长史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诸本参校缮写，付寺僧谨藏之。时真宗对侍臣语及居易与元稹齐名，而居易保持名节，终始不易，故不至相位，叹息久之。”又宋人陈舜俞撰《庐山记》：“白公草堂在寺之东北隅。元和十年。公自太子赞善大夫。以言事忤。执政出为州司马。明年作草堂于香炉峰北遗爱寺南。往来游处焉。公自作记。见于本集。后与遗爱寺并废久之。好事者慕公风迹。以东林寺北蓝墙之外作堂焉。五代襄乱。复为兵火野烧之所毁。至道中。郡守孙考功追建之。然皆非元和故棋也。昔公之游东林也。观经藏中。有远公诸文士倡和集。时诸长老亦请公文集。同藏之。至大和九年。为太子宾客。始以文集六十卷归之。会昌中。致仕复送。后集十卷及香山居士之像。广明中。与远公匡山集。并为淮南高骈所取。吴大和六年。德化王澈常抄誊。以补其阙。后复亡失。今所藏实景德四年诏史馆书校而赐者。”有上述材料可知，庐山东林寺本白氏文集在唐僖宗广明年间（公元880年~881年）被当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骈强取贿赂馈赠给宰相。广明年间,那么高骈最有可能贿赂的人会是谁呢？只有可能是《旧唐书》中那位“与骈素善”的宰相卢携。卢携内倚田令孜，外以高骈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起初高骈被授予淮南节度使就得力于卢携的举荐，黄巢南据广州，朝议欲以南海节钺授之，携以始用高骈，欲立奇功以图胜。携曰：“高骈将略无双，淮士甲兵甚锐。今诸道之师方集，蕞尔纤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怯，而令诸军解体耶！”畋曰：“巢贼之乱，本因饥岁。人以利合，乃至实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闭门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彼本以饥年利合，一遇丰岁，孰不怀思乡土？其众一离，则巢贼几上肉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若此际不以计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忧未艾也。”群议然之，而左仆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今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上亦望骈成功，乃依携议。及中书商量制敕，畋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高公迁延玩寇，无意翦除，又从而保之，彼得计矣。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驾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僖宗闻之怒，曰：“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二人俱罢政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旧唐书.郑畋传》）卢携为了高骈，可以说是出了死力，相公以国士之礼待之，高骈能不以国士报之吗？东林本白氏文集很有可能就被高骈送给了卢携。黄巢攻破潼关，卢携以太子宾客罢相，分司东都，当天晚上就服药自杀了。黄巢入长安，磔卢携尸于长安市。东林本白氏文集极有可能就这样毁于兵燹。除东林本、香山本之外的另外三个本子，稽之乙篇，实无所载，大概也是在唐末五代渐渐失传的。

    兵燹战乱、火灾虫蠹都可能造成书籍的失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固然有其政治方面的忌讳，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史记》这样一部大著作，在简帛还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时代，传写相当不便，可以流传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不妨拿一组数据来比较，司马迁之后西汉成帝年间刘歆编成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书目《七略》，共著录图书文籍33090卷，仅仅不过百年，经过西汉末年战乱，到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时，《七略》所著录图书仅剩13269卷，有近三分之二失传，这是何等的惊人啊！书籍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每天每个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接受着海量的信息，如何取舍，仍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极大的难题。苏轼在《李君山房记》感叹：“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的感慨或许更值得今人去反思。

“（云林）往游江阴，有习里夏氏馆之，所奉大不如意，因染痢，秽不可近。卒，夏以小棺葬于近地。其墓尚存。后人皆传云林为太祖投溷厕中死，盖恶其太洁而污之也。”

    童著：大都邑里已有“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出现，他们能得到贵族所不能得的珍宝，他们确能输纳小诸侯所能输的贿赂。
           ——  童书业：《春秋史》，第十三章“社会制度的变迁”，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
    张著：一些通都里已可以看见“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他们得到阔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宝，他们输纳小诸侯所能输纳的贿赂。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童著：当鲁定公的时候，吴人攻入楚的国都，楚昭王带了妹子季芈等逃走，半路遇盗，险些送掉性命。幸运落在他的一个从臣钟建身上：他把季芈救出，背起来跟着楚王一起跑。后来楚王复国，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谢绝道：“处女是亲近不得男子的，钟建已背过我了！”楚王会意，便把她嫁给钟建。
           ——  童书业：《春秋史》，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76页
    张著：前506年，吴人攻入楚国都城的时候，楚王带着两个妹妹出走，半路遇盗，险些送了性命。幸运落在他的一个从臣钟建身上，他把王妹季芈救出，背起来跟着楚王一起跑。后来楚王复国，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谢绝，说道：“处女是亲近男子不得的，钟建已背过我了。”楚王会意，便把她嫁给钟建；并且授钟建以“乐尹”的官，大约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1页

    童著：他们实力最大的足以与一个大国交战（p70）...如春秋中年，晋国的郤氏已是“富半公室，家半三军”...又如鲁国的季氏自从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后，私属的甲士也已到了七千人以上（p106）
          ——  童书业：《春秋史》，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70页；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06页
    张著：但大国的巨室，其兵力有时足与另一大国开战。例如前592年，晋郤克奉使齐国，受了妇人在帷后窥视窃笑的侮辱，归来请晋侯伐齐，不许，便请以私属出征。而郤克的族侄却至则“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从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后，私属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5页～56页

    童著：（鲁昭公）二十八年,晋国灭掉祁氏和羊舌氏，把祁氏的田分做七县，把羊舌氏的田分做三县，各立县大夫...鲁哀公二年，郑兵替齐人转送粮饷给晋的亡臣范氏，晋将赵鞅带兵与郑兵在铁地开战，赵鞅下令道：“打胜敌人的，上大夫受一县的赏，下大夫受一郡的赏。”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96页
    张著：前514年，晋灭祁氏和羊舌氏把他们的田邑没归公室；分祁氏的田为七县，羊舌氏的田为三县，各置县大夫。在晋国，县肥于郡。前四九三年，晋国伐郑，军中曾出过这样的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万，盖误），庶人工商遂（得仕进），人臣隶圉免（免奴籍）。”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4页

    童著：齐县除见于《国语》之外，又见于铜器铭文。《齐侯钟铭》记齐灵公把釐（莱）邑的三百个县赐给一个唤做叔夷的人，又命他治理釐邑。这证明了齐县是极小的，一邑之内已有三百个县，三百个县可以同时赐给一个人。查《论语》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这所谓“三百”当也是三百个县（小邑）。又铜器《子仲姜宝镈铭》记齐侯赐给一个唤做[陶革]叔的人二百九十九个邑。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97页
    张著：齐国在春秋时有县的唯一证据乃在灵公时代一件遗器（《齐侯镈钟》）的铭文，内记灵公以三百县的土地为赏。显然齐国的县比晋、楚等国的县小得多。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4页

案：此节童氏之考证可补张氏论断之阙失，然童氏所指后一青铜器铭文《子仲姜宝镈铭》出土日期值得考证，倘若于张荫麟成书前出土，则可补张氏之疏漏，倘于其后，则或可成为判定这桩笔墨官司少数可靠之证据，因为二书俱成于1941年，而张荫麟1942年便英年早逝了。

    童著：那时人把祭祀和打仗看成同等重大的国事，所以举行祭祀时非常慎重：在祭祀之前，主祭的人先要离开家庭到清净的所在去斋戒几天。祭祖宗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扮成他的模样来做供奉的具体对象，这叫做“尸”，亦称“神保”。祭神鬼的牺牲，多用整只的牛、马、羊、猪、狗等。有些国家也用人为牺牲。这类牺牲，或者像后世的办法，给神祇嗅嗅味道；或请尸来尝尝；或者把它焚毁了，或埋在地下，沉在水里，给神祇去着实的享用。焚给鬼神的币帛，也统是真的而不是纸做的。献给鬼神的玉不能摆一下就算了，要埋在土里或沉入水中。但鬼神也像小孩子一般，可以哄骗：“你们若答应我的请求，我便把玉献给你们；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玉收藏起来了。”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圣人周公对待他已死的祖父的妙策。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17页～118页
    张著：祭祀之前主祭的人要离开家庭到庙旁清净的地方斋戒几天；祭某祖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扮成他的模样来做供奉的具体对象，这叫做"尸"。祭宗庙社稷的牺牲，虽然也照后世的办法，只给鬼神嗅嗅味道而"祭肉"由预祭的人瓜分，但在其余的祭典中也有时把整只的牛、羊、猪或狗焚化了，埋了或沉在水里给鬼神着实受用的。焚给一切鬼神的布帛，也通是真的而不是纸做的。献给鬼神的玉，不能摆一下就算了，要捶碎了，或抛入河中。但鬼神也象小孩子一般，可以用"尔之许我，我其以譬与珪归俟尔命；不许我，我仍屏譬与珪"一类的话（这是周公对祖先说的话）来试诱的。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9页

    童著：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大致每年春秋佳日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伎、酒肉和城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比较轻，社祭的赛会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也忍不住要去看看（社祭之外，只有年终合祀万物的“蜡”祭也具赛会的性质。据说举行蜡祭的时候也是“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国家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先须祭社，祭毕把祭肉分给将士们，这叫做“受脤”。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些国家有时且把最高贵的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战时“不用命”的人也在社前受戮。此外遇到大水、大火、日蚀和山崩等灾难，也须到社里去击鼓杀牲献币而祭。遇着人们有争执的时候，社更成为盟誓的所在。社神真是一个最好管闲事的神啊！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18页
    张著：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间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技、酒肉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又较轻，社祭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有时也忍不住要去看看。每逢打仗之前，全军要祭一回社，祭毕把祭肉和酒分给兵士，叫做受{月辰}。衅鼓就在这时候举行。这以壮军威的饷宴，这拼命之前的酗醉，这震地的喧嚣，是全国紧张的开始。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时并且把高贵的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此外遇着水灾和日蚀，则在社前击鼓抢救，同时用币或献牲；火灾之后，也要祭社，以除凶气。遇着讼狱中两造的证据不能确定，也可以令他们到社里奉牲发誓，而等候将来的奇迹。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9页～50页
 
    两书尚有徵引史事雷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限于篇幅，暂不赘述。

    据《中国史纲》前言（华东师大教授王家范撰）及张荫麟《自序》、《初版自序》、《再版自序》，乃知《中国史纲》始属草于1935年，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张荫麟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聘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1937年抗战爆发，张荫麟离开清华园，南下浙大，后辗转迁徙到昆明，栖身西南联大，不久又随浙大搬迁至贵州遵义，在这期间，张荫麟已经完成了《中国史纲》前八章的写作。在昆明期间“黄子坚先生、孙毓棠先生曾费心谋刊印此书而未成”（出版自序）1941年3月已完稿的前八章《中国史纲》与张荫麟撰于1939年（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的《自序》由张晓峰主持的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500册发行。而童书业撰《春秋史》，作者在序中言，本是其师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授课时所撰写的讲义，抗战期间，童书业先生携带书稿避难安庆、上海，“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虽在战火包围之下，始终未曾丢弃。1940年顾颉刚自成都齐鲁大学来信让童书业就原稿为齐鲁大学编写《春秋史》，据童书业先生女公子童教英在书前导读所述，“《春秋史》的写作，发端于1935年至1937年间，完成于1941年”，童书业先生在序言中原书本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很可惜的是《春秋考信录》原稿不幸佚失，只留下了这本“只有第一章有附注”的《春秋史》，看了作者的附注，我们足以感叹童先生用功之勤、治学之深。吕思勉先生为《春秋史》所作序言时间是1941年12月，童书业在序言自陈“直到今年六月（1941年）才得勉强竣事”，与张荫麟在贵州遵义出版的《中国史纲》相距不到一年。

    察王焕镳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张君荫麟传》言张荫麟受教育部聘编写史纲，曾经“遍谘通人”，童书业与其师顾颉刚当不失为“通人”，所论或有偶合，但如我所见，当有一人参考了对方的著作以及研究成果，否则不会有如此雷同巧合。在那个学术规范尚未健全的年代，这样的巧合也许或许是在所难免。
                                                   初稿于2006年3月2日～3日
                                                   二稿于2007年7月30日

补记：
陈寅恪先生1933年11月2日致傅斯年函：
“张君（荫麟）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陈寅恪如此称道，实属少见，因为在不久以前的1931年清华学校改制大学，陈寅恪曾以为未必有人“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
                                                   2006年4月24日记
再记：
据童书业先生女婿、著名唐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妻子童教宁）回忆：
“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以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记童书业先生》）
                                                   2007年5月13日记

        那时候的《读书》并不是像今天这般作者自说自话，不管读者是否能接受，经常能在上面看到李零、葛兆光、贺卫方、陈平原、戴燕、戴锦华、傅谨、汪丁丁、邓晓芒、刘小枫的文章，都是十分贴近读者、文风质朴。学术观点其实不一定要用艰深的术语来表达，阐明一个观点表述的方法有很多种，《读书》毕竟是一本书评杂志，不是什么学报期刊，让每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看懂，这应该是对每个撰稿人最起码的要求。上高二时，我有一次在一家旧书店花了5元钱买到一本《读书》创刊号，李洪林先生那篇“读书无禁区”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可是在今天的《读书》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彷佛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私人会所俱乐部，非我族类，不得入内。有些文章非但普通读者看不明白，甚至就连某些专业人士对此头疼不已。语言的表述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关系到受众是否能够理解，胡适、陈独秀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解决语言和文字的隔阂，让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让阅读不再成为障碍。在白话文兴起以前，普通民众连书写一些简单的信件，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旧体书信有很多文言套话，没有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是写不来的，即便是一些简单的家书，往往都要请先生代笔。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未婚妻江冬秀给他写的信多是经其叔胡祥木代笔，因为自己写不好就不大想写，甚至经年不修一书，让胡适大为抱怨，他给他母亲写信：“儿前屡次作书，欲令冬秀勉作一短书寄儿，实非出于好奇之思。不过欲藉此销我客怀，亦可令冬秀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何妨。”（胡适禀母亲，1912年6月22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25页）或许胡适今后参与新文化运动，改革白话文，与这是不是有所关系。

        再回到眼下，眼看新文化运动胜利已经九十年了，可某些国人却连一篇像样的白话文也写不来，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吧。我觉得这就不得不批评现今的语文教育。如果要问今天的语文老师，什么最难教，估计十个有九个会回答作文最难教。的确，作文不比选择填空赏析，只要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要点，就能够答题。作文倘若学生没有丰富的知识面、广泛地阅读以及勤加练笔作为基础，是很难做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而目前的语文教学在这方面似乎很是欠缺，按说一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的看图说话开始，到高中毕业也写了12年左右的作文，可是每逢高考，作文依旧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科举制度实行上千年，科举考试历来以文取士，但或许与当下学生的作文水平低下有着一定的关系。作文不存在难易的问题，就看写作的人是否能够通情达意、表述清楚。试观现在的作文教学，过去那种陈旧的范文教学，一篇文章要有中心思想、龙头凤尾猪肚子三段法依旧畅行，加上沉重的课业负担以及升学压力，学生很难大量阅读，文笔不通、言之无物也是想当然的了。这两年高校毕业论文，时有大学生因行文晦涩而不予通过的个案，这难道不已经在提醒我们语文教学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吗？很值得玩味的是，《读书》的某些晦涩的文章同样与中学生们犯了同样的问题——表述不清。恕我愚钝，有时遇到犯难的时候，我不禁要去读上个三四遍，方能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这才明白是语法出了问题，作者恐怕读外文原著的缘故，将西文的语法杂糅到自己的文章当中，所以才让我等只读中国书的读者们一头浑水，摸不着边际。如果思路构明晰的话，在表述时这一切应该都不是问题才是。

        上大学以后，我就很少买《读书》，倒不是被它历来的晦涩所慑服（我读《读书》这许多年，得了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但凡晦涩不清、故作艰深的各种中文期刊学报上凡我有所涉猎的领域的论文，阅读基本不是很困难），因为上大学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图书资源相当丰富的图书馆，什么人文期刊，只要不是太小众，基本上阅览室都能看到。在大学读《读书》，没有像过去自己掏钱买那样一篇一篇，不管自己有兴趣没兴趣，只管硬着头皮读好了。每个月，先看一下目录，有兴趣的文章看看，没兴趣的直接pass过去，发展到最近，连翻都懒得去翻了，反正谈的问题就是那些，冷饭炒来炒去没什么新意，有读《读书》的时间不如多读点书。近来，报纸网络媒体炒作《读书》换帅，不就换个主编嘛，哪来那么多江湖风雨、阴谋论啊？汪晖、黄平主编《读书》十二年了，也该换换人了吧，没听说有什么杂志主编是终身制的，再说都十来年了，也不短了，推为让贤也是应该的，何必如此恋栈，做如许多的口舌纷争，谁能把《读书》办好才是真的。前不久，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10年精选已经是对汪黄二人这十来年工作所作出的最好的总结了，是非公道自待后人评说。一些新闻媒体报导了此事，有一些爱打抱不平的贤人君子之流便为此大作文章，闹得满城风雨，什么“请天下诸君记住今天：正是由于《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读书》编辑们泣血之抵抗，毁于一旦！《中华读书报》之黑，黑于地狱；《新京报》之恶，恶于凶鬼”，这样的话语是从什么样的人口中说出，大家自可掂量。今天，这一风波总算告一段落（我希望能就此告一段落，或许某些贤人君子不愿意善罢干休）三联书店已经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新主编潘振平先生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的门生，虽然已经不从事史学研究了，但在出版业还是有口皆碑，像三联书店的黄仁宇著作系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以及《陈寅恪先生集》都是曾经由他担任责编出版的。我认为编《读书》这样的学术杂志还是由有学术背景但专职从事出版编辑的专业人士担当是最合适的，首先就能避免党同伐异，声气相接；其次这些人不会像某些专业学者那样视野狭小，可以把刊物的思路放大，不拘于一隅。

        对此我是乐观其变，从下个月起，买《读书》去。

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谈及综合性丛书的起源，他认为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七种41卷，宋宁宗嘉泰元年，即公元1201年）、左圭编《百川学海》（宋度宗咸淳九年，即公元1273年），有丛书之实，无丛书之名。名实俱备的丛书则滥觞于明代程荣编《汉魏丛书》，继之以《格致丛书》、《唐宋丛书》。至于晚唐文人陆龟蒙《笠泽丛书》，则是“丛脞细碎之书”（《笠泽丛书》自序），虽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

又读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则以为《儒学警悟》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与张舜徽所言之时代，两说抵牾。《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石林燕语》条有四库馆臣案语“《儒学警悟》亦南宋之书，不著撰人姓氏”。清末民初艺风堂老人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八卷四册，刊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卷五“《儒学警悟》四十卷，宋太学俞鼎孙编。此书世无罕见，《四库提要》编大典时，即未见此书，并不知其为丛书。此书刊于（宋）嘉泰壬戌（二年，1202年），先《百川学海》七十二年，得不推为丛书之祖？”俞鼎孙、俞经（鼎孙兄）《儒学警悟》自宋以后，仅以抄本传世，世所罕见，所以纪昀撰《总目提要》仅知其书，而不知道撰者是何许人，更不知道这部书是丛书。此书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才有江苏武进陶湘涉园刻本，由北京文楷斋精刻，用开化纸。陶湘所收藏书中以套印本、开化纸印本居多，时人赠其雅号“陶开花”，陶湘说：“殿版书以开化纸印本尤为精美，予生平酷嗜之。吾友吴君眉孙尝戏予曰：周鼎商彝，世多赝造，若开化纸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后有巧工，无能为役，藏书家宜永宝之。此虽谐言，中有至理”，陶湘用存世珍稀的开化纸印这部《儒学警悟》，足见他对此书的珍重。（笔者案，开化纸，产自浙江开化县，因此得名，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帘纹不明显，纸薄却韧性强，又名“桃花纸”，这是因为在白纸上常有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如同桃红。开化纸是清代最名贵的宫廷御用纸，顺康雍乾四朝宫中刊书及扬州诗局所刻书籍多用这种纸：如扬州诗局《全唐诗》，康熙殿版《御纂周易折中》、《周易本义》，雍正六年《古今图书集成》及《陆宣公集》、乾隆四十七年抄成正本的《四库全书》。嘉庆以后，开化纸产量略少、质量大不如前。另有开化榜纸，比开化纸略厚、纸色略深、质量略差、产生年代略晚，主要是嘉道年间宫中印书所用）陶湘涉园刻本《儒学警悟》依据的是清宗室盛昱（光绪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所藏明嘉靖王良栋抄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抄本系光绪壬辰年（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山西书贾所搜得，全编六册，末有“嘉靖壬辰十一年（公元1532年）季春吉庵王良栋录藏”题记一行，为盛昱购得，秘不示人。鼎革之际，盛昱早已物故，遗书散出，辗转为艺风老人缪荃孙所得，经缪荃孙、傅增湘两大家订讹补遗、校勘六载，戊午（1918年）冬全部校勘完毕，次年中秋前三日，缪荃孙不顾病体亲自为此书撰写序言，交陶湘付之剞劂，此为艺风老人生平所校最后一书。1922年刊刻成书，缪氏已归道山，陶湘涉园刻本《儒学警悟》为今所见惟一之刻本。

《儒学警悟》分七集共四十一卷，收入六部宋人著作：

一集.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十卷（叶梦得 撰，汪应辰 辨）卷一之十；

二集.程大昌《演繁露》六卷，卷十一之十六；

三集.马永卿《嬾真子录》五卷，卷十七之二十；一

四集.程大昌《考古编》十卷，卷二十二之三十一；

五集.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十二之三十五，

六集.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十六之三十九，两集共8卷；

七集.俞成《萤雪丛说》二卷，卷四十上之下

罗振玉古籀题署“儒学警悟七种四十卷”，与前说七种41卷似有抵牾，其实亦不误，以班固《汉书》为例。《高第纪》、《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历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马相如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扬雄传》、《外戚传》、《叙传》，一卷皆分上下；而《王莽传》，一卷分为上中下卷；惟《五行志》一分为五（上卷，中之上卷，中之下卷，下之上卷，下之下卷）。《儒学警悟》目录题“太学俞鼎孙上舍俞经编”，目录后有“嘉泰辛酉正吉十有五日建安俞成元德父谨跋”一则，卷二有题识“壬戌（嘉泰二年）三月初有七日，承议郎前剑州通判俞闻中梦达刊之于家塾。”由此可知刊刻成书乃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足以证明杜泽逊之说是正确的。

   叶德辉《书林清话》（刊于宣统三年，10卷）卷八“丛书之刻始于宋人”条亦力主《儒学警悟》成书于嘉泰二年之说。丛书之所以形成，首先是与宋代雕版印刷水平密切相关，无论是雕版技术、质量、数量、分布区域以及印刷机构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这当然也得力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科举制度的普及；其次，从书的形成诚如叶德辉所言“便于购求之事”。宋代出版机构分布很广泛，从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崇文院到地方一级的各类机构，如州军府县，各路转运司、茶盐司、安抚使司、提刑司，漕司、漕台、仓台、计台，各地公使库，州县官学。乃至于民间私家刻书、书坊、书铺，都在从事印刷出版，种类繁多，因为没有经过集中整理有计划的出版，普通市民士子购买极不方便，在价格方面也居高不下，于是乎丛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前人对于丛书的起源多认为是左圭编选成书于宋度宗咸淳九年的《百川学海》，博洽周瞻如钱大昕亦作如是观。《潜揅堂文集》卷三十《跋<百川学海>》“荟萃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始于左禹锡（左圭字）《百川学海》”，这实在不应该责难竹汀居士，《儒学警悟》流传的范围的确是太窄了，民国以前仅以抄本传世，不仅是为四库馆臣、钱大昕所未见，就连《直斋书录解题》的撰者陈振孙也未曾寓目其中的《石林燕语辨》，缪荃孙在《儒学警悟》序称：“《儒学警悟》既为丛书之鼻祖，又为海内之孤袠，其中《燕语辨》一集，更为直斋所未见。《大典》未录之书，一旦复出，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事也”。其实《永乐大典》也曾辑录是书，《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千四十三，二十有酒“酒失”条“武夷有一狂者，烂醉詈及屏山先生刘彦冲。次日休书谢罪，先生不责其过，但于纸尾复之云：‘蛇本无影，弓误摇之。影既无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真达者之词也。（《儒学警悟》）”，另《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八灰梅墨“梅”条“客有诵陈去非墨梅诗于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是缁尘染素衣。世以简斋诗为新体，岂在此乎？’客曰：‘然’。予曰：‘此东坡句法也。《梅花绝句》云‘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简斋亦喜夺胎尔。简斋又有《蜡梅诗》云‘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晓晴。殷勤夜未雪，少住作珠缨。’亦此法也。’”此皆引自今存《永乐大典》残卷，奈何云《大典》未录之书？缪荃孙所说的《大典》恐怕是《四库全书》吧。